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右相张浚之子。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淳熙二年（1175年），张栻到桂林任职。三年间，“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并传令各酋长不得相互虏掠，仇杀生事。顿时广西境内清平，方外柔服，社会治安得到有效治理”。今天的叠彩万达东面漓江边的滨北路上，立有张栻的雕像，以纪念其为桂林和广西做出的贡献。
据专家介绍，张栻在广南西路安抚使和静江知府任上，突出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政，二是教育。
张栻在桂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三年时间。但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张栻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精简州兵：挑选各州聪明、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教以战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其次是整顿治安：传令各溪洞的酋长、头领，晓以大义，规劝他们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不得相互劫掠，仇杀生事；第三是加强边防：派兵严加把守，以备不测；第四是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弊政，便利边疆百姓……张栻所做的这一切，让广西在短时间内营造出了一个民心稳定、社会安宁的良好局面，获得了百姓的由衷爱戴，也因此赢得了宋孝宗的青睐及提拔，“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安抚本路”——从广西这个偏远地区重新回到了富庶地带任职。
到桂林出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之前，张栻在当时的学术界已经声名颇显，长年往来于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主持教事，教授学者。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后世黄宗羲也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代宗师。
张栻在桂林共留下摩崖石刻五件：象鼻山水月洞一件，虞山韶音洞一件，隐山北牖洞一件，普陀山冷水岩一件，普陀山弹子岩一件。其中留存在普陀山弹子岩的石刻题额为“张栻书论语问政章并跋”。从跋语中得知，张栻为静江府知府时，曾书写《论语·问政》挂在办事厅里，作为自己从政的准则。此后的静江府知府詹体仁为了广传张栻的为政之道，就把它刻在了弹子岩的石壁上。以《问政》中的“五美”“四恶”作为执政原则，也正是张栻主张以教化百姓为先的治理思路的真实反映。
按照后人的描述，当时的广西地处边陲，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里土瘠民贫，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栻到任后曾经第一时间深入民间，历访辖下地区，对当时广西地区落后的愚风陋俗深感忧虑，几番思索，便定下了通过教化来达到社会治理目的的方针政策，即采取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这也是他到任后不久，便在虞山大张旗鼓重修虞帝庙的主要原因。
张栻是个倡导礼制规范的人，刚到桂林时，就曾到城北虞山脚下的虞帝庙拜谒虞帝。这个已有将近四百年历史的虞帝庙的破败不堪让张栻大为吃惊，而庙里供奉的虞帝、娥皇女英二妃等人物方向、位置更是严重错乱，不合规制。于是，张栻决定按国典规范，并采用最好的木材、石料重新修建虞帝庙。这是张栻在桂林开展教化工作的第一个举措，也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虞帝庙重新建好后，张栻请了好友、著名理学家朱熹撰写了《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摩刻于岩壁之上，文中朱熹对张栻重修虞帝庙的功德赞不绝口。而张栻自己则留下了《韶音洞记》的石刻——近千年之后的今天，来此观摩的游人依然络绎不绝。
张栻是在重修虞帝庙（又称舜庙）的过程中发现并开发出韶音洞（也称舜洞）的。经过一番整理后，这个洞南边的松木郁郁葱葱，洞北皇泽潭碧波荡漾，洞内清静优雅，洞南松涛声与洞北流水声遥相呼应，恍如虞帝曾在此处演奏的“韶乐”，因此张栻把这个洞取名为“韶音洞”。淳熙四年（1177年），张栻在舜洞北出口的附近山腰上发现了一块平坦的地方，便命人建了一座亭子，既可供前来虞帝庙祭祀的人休憩，又可以饱览皇泽湾附近的漓江风光。张栻给这座亭子取名为“南薰亭”。后来桂林八大景的“舜洞薰风”便由此而来。
与后来的方信孺独爱龙隐岩相似，张栻最爱的应该就是虞山这一方山水了。《韶音洞记》中，前半部分介绍韶音洞，后半部分则阐发哲学思想，张栻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寓于地理游记之中，借修虞祠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当是宋代游记类文章的一大特点，也是张栻留给桂林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现如今，张栻的雕像矗立在虞山上游不远处的漓江边，淡看车水马龙，静看人来人往，任尔东西南北风、风雨雪霜，身后漓江依自淡然南去，作为曾经在桂林生活过三年的张栻，这样的布置，老怀应该也是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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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张宣公
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
张栻与朱熹之间的友谊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隆兴元年(1163年)，张栻三十一岁，以荫补官，与朱熹等人同时受到宋孝宗的接见，张栻被授以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值秘阁。这时，孝宗新即位，张栻的父亲，朝廷重臣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率师北伐，抗击金兵，为刚刚从政的张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年轻有为的张栻就此开始周旋于父亲的幕府之中，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政治才华初见端倪。第二年，张浚因北伐失利被免职，不久去世。此时，张栻仍上疏反对罢兵言和，主张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坚持抗战，恢复中原。但张栻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反而遭嫉妒被贬。
张浚去世后，张栻护丧乘船归潭州(今湖南长沙)，行至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朱熹登船吊唁，并护送至丰城下船，两位理学大家有缘再次会面，在舟中整整作了三日交谈，进行学术交流。从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并有过多次会晤、讲学，共同把宋代理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张栻到桂林任静江知府，重修虞帝庙，特地请了远在武夷山讲学的朱熹作记。朱熹虽未到桂林，但与张栻心有灵犀，二人的志同道合和知己友谊，使得朱熹如同到了现场，写下了《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为桂林这座小小的虞山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虞山因有虞帝庙，而成为张栻最为偏爱的风景点。在对虞山风景的开发建设上，张栻把他的理学思想注入了其间。他把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又在山腰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叫“南薰亭”。韶音洞又名舜洞，桂林老八景“舜洞薰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韶音”，取自《论语》：“(孔)子在齐(国)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是被孔子誉为“中正和平”“典雅纯正”、尽善尽美的儒家正统音乐。根据古文献记载，《韶》是虞舜时代产生的乐舞，它用于歌颂虞(舜)帝治理百姓的圣德和贤明，表现的是在远古的禅让政治中，人们对虞舜贤德的崇敬。传说舜帝命乐官夔作《大韶》时，就希望夔寓教于乐，将贵族子弟们教育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人。
“南薰”出自“薰风南来”一语，“薰风”也称为东南风、和风。古籍中有“东南日薰风”“一日清明风”“薰风自南至”的说法。张栻为亭取名“南薰”，明显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政治理想：远古虞舜时期“让贤”的禅让政治所产生的清明世道，使得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遐想萧韶之音，咏歌南风之诗，鼓舞而忘归也”。
张栻、朱熹二人年龄相仿，又有相同的学术渊源和人生经历，两人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也不足为奇。他们的相互交流探讨，不仅助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也为宋代历史留下一段佳话。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范念德、林用中等弟子，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历时一个月才走到长沙，和张栻会面。这第三次握手，是两人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次会面，不仅仅是老友相聚，更是一次“会讲”，即“会友讲学”。张栻是胡宏之后湖湘学的代表，而朱熹则是当时闽学的代表人物。这次会讲讨论的问题极为广泛，开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者互相交流探讨的全新形式。此后朱熹与南宋另一位大思想家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也是继承了朱张的会讲形式。
两位学术大师当时就各自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引得不少人前去聆听围观，包括张栻老家在内的不少四川学者也专程前往观摩，现湖南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曾经评价说：“有人会说，这是朱熹前去踢馆，实际上，是朱熹前去请教。在当时学术界，很多人认为张栻的学术地位是高于朱熹的。”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宣公身后……岳麓之巨子也……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
历史上著名的《南岳唱酬集》就源自于这次会面。乾道三年十一月初六，张栻陪同朱熹及其弟子前往南岳衡山。初十，朱熹一行到达衡山时，突然间大雪纷飞，冰山玉谷把衡山装点得如同蓬莱仙境一般。此情此景，引得两人诗兴勃发。十三日，朱张等人冒雪登山游览。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大家的诗兴，二人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在方广寺、福岩寺等地驻足，并登顶祝融峰。到了十六日，朱张一行才踏着冰结的石磴下山，并在胜业寺劲节堂内把这十来天众人游南岳所得的一百四十九篇诗编为《南岳唱酬集》。
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六日，朝廷诏张栻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诏书未到，张栻却先于二月二日因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四十八岁。张栻死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今张栻墓位于湖南长沙宁乡官山村罗带山。2013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位于湖南宁乡的张栻墓（含张浚墓）晋升为“国保”单位。（杨湘沙 整理）
